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画少年，顶多玩玩水彩，弄不起油画。1967年，机会来了：全国工厂农村要画巨幅领袖像，我跟着中学美术老师章明炎四处干活儿，每接一单，剩余的颜料画笔就归我。用了多久呢？直到25岁上学，29岁去纽约。
鱼皮膏，晶状的褐色硬块，扔一小撮放锅里熬成油脂，涂在硬纸上，干了，就能画油画。当年画布贵重，日后的西藏组画也画在硬纸上，美院画材店有卖，五毛钱一张。
记忆是个累赘。许多事我总迟钝而落后，变过半百还自己绷布框，渐渐弄不动了，年轻人说，给画铺子打个电话，随便什么尺寸、好布、涂料，都给你整好了送过来。
我曾看过很多很多大型回顾展。后来才意识到，梵高、马奈、库尔贝、卡拉瓦乔，从未看过自己毕生的作品挂在一起。我们凭什么比前人幸运？今次这份展览谈不上回顾，因为上墙的油画不及历年涂抹的十分之一，但时间跨度是五十年。回看五十多年的勾当，不知作何感想，艺术家，其实未必了解自己。
策展人崔灿灿是隔代青年，能以远距离看待老家伙。经他梳理，居然将我分殊的作品拨为好几个单元，以资对照。我发现了什么呢？当局者迷，我还是不知作何感想。
谢谢一路给我影响、指教和批评的同行。谢谢油画院近年帮我张罗画画的朋友们。谢谢大家来看。
自画像馆
《15岁》，布面油彩，23 × 15.5cm，1968
自画像常被喻为自恋，我少年时画自己，只因手痒，找不到模特，就画自己。倏忽过六十岁，又涂两幅，有点“立此为证”的意思，其中一幅弄到半当中，就放弃了。我建议诸位也试试瞧着镜子一笔笔画“自己”，那是奇怪的经验：你会发现另一个疑似像你的家伙。
《米开朗琪罗》，纸本素描，27 × 19.5cm，1969
小时候看不起自己的画，现在看得起了，不因为画得好，而是这些画老了，是我自己的上古时代。少年时，我盼着变成经验丰富的老画家。现在终于老了，再也变不回憨傻少年啦——幼稚多好，没头没脑多好，半生不熟多好，遇见如今密密麻麻的考前班孩子，惊觉自己居然躲过考试与分数的重重关卡，多好啊！
《松江小村》，纸本油彩，11 × 18 cm，1968
草芽、青苗，总归是真心的，人面对几十年前的画，也总归会原谅吧，现在好意思配了镜框，挂出来，前提是，你得后来又画几十年，当初的幼稚这才可看。那年月，不少同龄朋友比我画得好，可惜后来不玩了，消失了。现在偶尔见到初学者的涂抹，虎虎有生气，我不禁赞美而羡慕，可是他们显然不相信，以为我是装出来的。
《江北地主》，纸本油彩，54 × 39 cm，1977
七十年代我画工农，和现在回看四十多年前画的工农，感觉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，却说不出。那个时代没眼界，没展览，没有艺术学院，也没艺术批评，我向任何那时的俊杰学习，画完了到处找人讨教，彼此大谈笔触啊、调子啊、对比啊，等等等等，批评我的家伙说，你们上海人就知道技巧，我心里痛恨，但也就从此偷偷学习所谓北方的、苏派的画法，巴望渐渐牛逼起来。
如今和我同代的老工人，肯定下岗了，老少农民则多半成了杂工。我常惊讶自己当过农民，早期画中的庄稼汉，就是村里的乡亲，出村远走后，我与农民永远分离了。知青老来喜欢回到落户的地方，我不愿去，那是太动感情的旅程。我仍记得走向荒村的山路，带我下地干活的穷大叔们恐怕早已死了，变成后坡的土坟。
《进城（一）》，纸本油彩，52.5 × 78.4cm，1980
我忘了《西藏组画》怎么画出来，只记得过几天画完一张，过几天又画完一张。因为画在纸上，拿回北京时靠在墙上给人看，不断滑倒，不断扶起来。后来美院的老师傅拿去裱在木板上，配了当时被认为考究的镜框。这回，谢谢中国油画院修复室青年又为我配了考究的镜框。
《艾尔·格列柯》，布面油彩，51 × 40.3 cm，1986
我这辈油画人还是牵连着上代的传奇。封闭年代，一想到留法留苏前辈居然能进博物馆临摹名画，简直痛不欲生。如今我已摆脱了那种神话——以为认真临摹经典，就能画得更好——其实没有那回事。圆了早先的痴梦，醒过来，发现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见的年代，另有艺术的温床。但是看经典，临原作，仍是不可替代的经验。当年临摹时，我不断对着经典想：啊呀，原来你是这么画的！现在很少去美术馆看经典，看到了，发现所有经典对我说，走吧，小子，去忙你自己的画。
馆方规定：每个展厅的临摹者不能多于一人，这里展出的篇幅，仅说明我只能选择无人占据的展厅，并非不想临摹其他大师。我记得委拉斯凯兹专厅被一位美国青年霸占数周，老在打草稿，我在隔壁厅临摹哈尔斯，两天就画完了，他走过看见，不吱声，再也不跟我打招呼了。
我临摹经典的标准，非常幼稚：只想画得像。如果营生困难，我愿造假画。如果割除绘画的野心，我愿一天到晚临摹。后来画了那么多书籍画册，大约就是这种心理吧。但我写生的标准也很幼稚，也很低：只想画得像他（她）。苏东坡说：“绘画论形似，见于儿童邻”，我至今是个没出息的小儿。
《红色西服》，布面油彩，210 × 230 cm，2017
据说，四十多年前，从巴黎归来的宋怀桂女士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时尚模特队。她是中央美院六十年代毕业生，远嫁法国，开放后归来，发现大街上的中国青年“还是好看”，于是起念。希望如今看惯时尚的青年，包括一代代模特，记得她。
时尚模特是时尚摄影家的瞄准对象。我从未想到会来画时尚模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画。谢谢宾利公司的姚总为我提供所有模特，他（她）们全都好高，好乖，在画布前颤巍巍站立着，无可奈何。他（她）们是改革开放的活证据。四、五十年前，我的同龄人也有格外高挑的男女，瘦伶伶地晃悠着，大多在工厂农村，草草一生，现在都是老头老太了。
《旅居佛洛伦萨的安娜夫妇》，布面油彩，199.6×199.7cm，2017
刘小东周游列国画写生，给我大胆的启示：为什么我们不能画外国人？前年，佛洛伦萨一所学校给我三十天走访写生的机会，画了十来幅。他（她）们并不都是意大利人。展开红色羽毛的女士和她丈夫，是来自哥伦比业的喜剧演员，群像中间的小提琴手，来自伊朗，人丛中还有中国留学生，其中一位女生甚至将她在东北家里的狗带来同住。右侧那位瘦长的男士是意大利诗人。我说，你好高啊！他静静地说：这不是我的错。
《扮演亨利八世的老人》，布面油彩，152.5 × 122 cm，2018
去年在伦敦画了二十来幅人物写生。模特哪里找呢？是先前的学生吴雯帮着我从大街上拉来的。十五年前她因两课考试的一分之差，被拒绝，当不了研究生，现在早已是伦敦的职业画家——这位浑身戏装的约翰先生是扮演亨利八世的老演员，他特意带来了充任亨利八世六任妻子的木偶。之后，约翰坚持请我画他的裸体。他幼年亲历战后伦敦的食品配给和美援，有一天母亲带回香蕉，令他惊喜。我也第一次画了黑人，瞧着皮肤的紫光，我发现黑人又好看，又好画。那位挺立的黑人大叔与我同龄，身手矫健，是街头舞蹈家。
《沈周与董其昌双重奏》，布面油画，101.2 × 228.3cm，2014
算起来，从1997年画开始弄第一幅画册写生，二十二年了，时断时续，但凡一时不知画什么，就把画册摊在地上画，那是最容易进入状态的写生。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弄这套把戏。有几位青年为之写评论，讲出好多道理，可是画这些静物时，我什么也没想。
画中的西洋画画册，不少是欧美五六十年代手工套色的老版本，国画画册，则半数取京都书摊的旧货，比我们同类产品更斯文，更雅。书法帖，几乎全是日本版。要之，市面上画册万千，花花绿绿，入画者不及百分之一。当然，这是我的偏见与偏爱，不足为训。
用油画玩山水画效果，瞧着很像，其实不难，描画哈尔斯、委拉斯凯兹，那才烦。人看我写生晋唐书帖，以为我练过字，实在是误会。油画笔书写二王或张旭的狂草，既开心又容易，不信你试试。据说许多唐宋名碑的刻字师傅根本不识字，我的勾当，亦属同理。
《明人与鲁本斯》，布面油彩，76 × 202 cm，2015
2014年苏博馆长要我去办展览，画了一批静物。之后五年没画了，今岁又涂抹一批。早先我就想画得大些，摆好多画册，但是不敢；早先总想把画册稍微放得歪斜散乱些，但是不敢，今年呢，终于有点敢了，还想得寸进尺，空白处弄点涂鸦破一破，但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放胆画画多么不易啊，看到别人肆意放胆的画面，我总是惭愧。
《皮鞋》，布面油彩，40.8 × 50.9 cm，1990
策展人崔灿灿坚持设立这组对比：将我小时候画的番茄，去纽约后画的皮鞋，与我的画册写生并列对比。原因呢，可能是我把画册系列强行称之为“静物”。我喜欢风景画，可是不会，喜欢静物画，也画不好水果与花，直到弄出不伦不类的画册写生，无以名之，就管它叫静物。这些“静物”实在是耍无赖——画中没有一件我的作品，但每块布签着我的名。
诸位如果看得下去，不必相信我的胡扯。我不是在上课，只想哄骗大家看画。视频的品质取决于剪辑、配图、音乐，而未必是讲述者，认真说，《局部》是导演谢梦茜的作品。顺便一提，今春在意大利拍摄的第三季已经剪出几集，蛮好看的，目前不知道哪里会播放。
1953年生于上海。1970-1977年，在农村。1978-1980年，上学。1982-1999年，旅居纽约。2000年定居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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